[25] 所谓先天而天弗违，就是实现了超越的天命之性，以人性为天道。

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这又是讲圣人之德。很多人认为，《大学》提出了外王之学，表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中重视现实的一面，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特点。

生生之谓易、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属于这种思想。人生具有内在的德性，敬而勿失，就能成为君子。易简之理配至德[30]，它是得于天而具于人者。但它没有把性和欲对立起来，而是认为，性感于物而动则为欲。但必须指出的是，这只是修身的条件，为修身做必要的准备，修身才是根本之所在。

所谓率性之谓道，就是顺着人性的发展而表现为社会的人伦道德，这就从天道过渡到人道。乐由中出故静，礼自外作故文的命题，进一步说明仁内礼外的观点，肯定仁爱之情归根到底产生于内在的先验人性，而义礼之文产生于经验认知。这一点可说是对二程的一个重要发展。

[37] 这显然是心性合一论的说法。有情无情，体同而用分。[36] 心之所以成为主宰，不仅仅是从认知功能而言，主要是从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的，即不是心主宰天理，而是心以其天理为主宰。心体即性是浑然至善之理，它虽然不能不杂气而言，却不害其为至善之体。

朱熹的格物致知说，同他的心体用说是密切联系的。这说明朱熹的形上道德论，虽把绝对命令变成了道德自律，把天理（实为社会伦理）变成了人的本体存在，提倡所谓自我实现、自我超越，但是却包含着许多宗教精神，所谓敬的功夫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
我们说，朱熹把心体用说同心统性情说结合起来，构成他的心性论的基本内容，这是因为，如果只讲心体用说，容易把心分成上下体用两截，出现心性分离或性情分离的问题，或者以性为体以心为用，如同胡宏那样。方法论和本体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如何实现道德人性的自觉，这也是朱熹心性论的重要内容。朱熹提出了许多心性修养的方法，但格物致知是最根本的方法。[28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

这里所谓赞化育而参天地，不仅是成其性以成人、物之性，而且包含着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积极意义。因此，他所谓知觉，主要是指人的内部知觉或自我知觉。他提出朱熹论心性，亦非两体对立，仍属一体两分[20]，确有见地。夫圣人尽性，故感物而静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

[43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。理作为宇宙本体，即是天命之性，必须通过人心，才能发挥其大用，但人心好动而易乱，乱则背离了义。

惟天命至微，惟人心好动。众生不能尽性，故感物而动，然后朋从尔思，而不得其正矣。

[39]寂然不动之心体，就是浑然在中之性体，它是心的本然存在，当其感物而动，随事而发，便表现为道德情感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朱熹说：自古圣贤相传，只是理会一个心，心只是一个性，性只有个仁义礼智，都无许多般样。这从根本上说，是一种逆向的自我知觉，并不是横向的认知关系。[41] 这既不同于张载，也不同于程颐。体是这个道理，用是他用处。他作为理学家，不仅在宇宙论上是理本体论者，在心性论上同样是心理合一的本体论者。

因此，心作为道德命令的执行者、承担者，必须不用己智、不行己欲，而循天之理，才能尽其心。因此，他对张载的心统性情说评价极高。

[23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。心之体段，则圣人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。

一 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之后，心性问题在理学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定无疑，但对于心性关系仍有辩论。心是理气之合（陈淳语），故有形而上下之分，这是题中应有之义，只是心不同于一般的物，它是虚灵明觉之体，神明不测之物。

朱熹认为，天地之性是本来存在的，如光明之珠，但堕在气中，则有明有暗，千差万别，这就是气质之性。明白了朱熹的心体用说，他所谓仁即心也、心为太极以及明德既是心又是性等许多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说法，也就容易解释了。但是，胡宏毕竟是理学家，他的心以成性和性体心用说，虽然把认知之心即智力功能说成是人性的重要内容，因而很有特色，但就其基本倾向和基本内容而言，仍然是道德本体论者。所谓天命之谓性者，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，不杂气禀者而言尔。

[5] 这似乎说得很不明确，良知良能既可以说成是认识能力或智力，也可以说成是某种先验的知识，但是良知良能既然可以学而至于神，神而能应物，说明它基本上属于智力范畴并有驾驭和统摄万事万物的能动作用。[31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。

但是性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，必须由心而成，必须体现在形而下的心中。[23] 理有所以然者，即宇宙自然界的根本规律，有所当然者，即应当如此的道德命令，其所当然者来源于所以然者，但既然是人的本体存在，便有主客体的区分、人与自然的分别。

学必习，习必熟，熟必久，久则天，天则神，天则不虑而行，神则不期而应。对此，朱熹进行了批评，从而提出系统的心统性情说。

凡吾之所有者，皆自彼而来也，故知吾性，则自然知天矣。[25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钱穆先生说：理学家中善言心者，莫过于朱子。心之为物实主于身，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，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，浑然在中，随感而应，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。

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，故内不失成己，外不失成物，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也。用则是本体的作用、发现。

朱熹在确立性的来源和内容的前提下，对心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解释，由此提出了心性关系的基本观点。[49]《大学章句·补格物致知传》。

同是一理，在人则为所当然，在天则为所以然，人只有实现了所当然之性，才能同所以然之理合而为一。这种辩论，当然不只是心、性概念之间的同异问题，主要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成道德形上论的问题，同时也反映出某些不同的思想特点。